「斷劍」幹探侯友宜 文‧陳淑美

懲奸罰惡、除暴安良,原是警察的首要任務,但是在面對「壞人」時,「痛恨罪惡、不棄罪人」或許更是警察的心情。「銳利的劍不一定要出鞘,半把劍或許也就夠了﹗」在白曉燕案中勸降陳進興而一夕成名的刑事局副局長侯友宜這樣警惕著自己。

侯友宜的辦公桌後就擺著一座斷劍雕像:舊約聖經中的先知以賽亞身披武袍、手舉斷劍,姿態威武挺立。「他們應該把劍化成犁鋤,此乃預言和平及和睦的日子將圍繞在眾人之間」雕像的附錄文字這樣寫著,侯友宜也一直身體力行這樣的寓言。

化刀劍為犁鋤

民國七十五年間,竹聯幫的槍擊要犯劉煥榮被捕,由當時任台北市刑大組長的侯友宜負責偵訊,劉煥榮對侯友宜說:「我反正將來總要被『打靶』的,死前只希望能見母親一面,然後我該結案的一定交代清楚。」

侯友宜看出殺人不眨眼的劉煥榮作風雖狠,但卻是個「對父母親很孝順,對家庭、兄弟姊妹很有情的人」,那時還是戒嚴體系,劉煥榮送交的是軍事法庭,由於罪行重大被收押禁見,要見母親的請求很難被允許,侯友宜向長官請求,「不管是便於我們的工作也好,為他的善良心念也好,總之能否給他一個機會?」檢察官答應了侯友宜的請求,讓劉煥榮向母親跪拜見最後一面。後來劉煥榮果真對檢警的偵訊很配合,釐清許多懸案。

「辦案,不要把人辦絕了,」侯友宜說,法律條文是死的,但執法的過程卻可以有彈性。有些事是法律可追訴,也可不追訴的,例如父母親對通緝犯的金錢資助等,「像這些要不要窮追猛打,還是留一些迴轉的空間?」侯友宜說,如果我們的選擇是後者,「也許不敢說這些人後來會跟警察變成朋友,但至少從監獄出來時,會少一點犯意吧,」侯友宜認為。

I am sorry. Thank you.

這不是一個彰顯警察英雄的時代,但是不少人認為,幾十年來,侯友宜所以能夠成為打擊犯罪的要角,他的反應快、推理能力強,願意不辭勞苦與歹徒周旋等特質之外,更難得的是,侯友宜「對付再壞的人,都能將他的善念激發出來,」跟侯友宜相熟十餘年的一位媒體記者說。

例如在南非武官官邸的挾持事件中,侯友宜跟陳進興斡旋談判,開口就是「阿進仔,方保芳命案,你只有強暴婦女,沒殺人對不對?」見陳進興的反應還算平和,侯友宜又接著說,「我知道你逃亡期間犯案都沒殺過人,你也不會傷害人質,對不對?」就這樣,一步接著一步,阿進仔的「善念」終於被導引出來,最後向南非武官夫人安妮下跪,掉著眼淚說出「I am sorry. Thank you.」。

但是,辦案三十年來,侯友宜也碰過罪無可赦的壞蛋。

他當中山分局刑事組長時,一個計程車司機專挑單身婦女下手,殺人、強姦、強奪被害人財物,還將被害人丟棄到離家很遠的地方,連屍體都刻意讓家人找不到。偵破該案時,侯友宜訊問他:「你為什麼要做這樣慘絕人寰之事?」「因為性的需求吧!」嫌犯回答。「為什麼不去嫖妓,試著紓解?」侯友宜問。「因為良家婦女比較刺激呀﹗」他理直氣壯地回答。

訊問到此,侯友宜勃然大怒,認為這個嫌犯蓄意殺人,沒有悔意,應處極刑。這個歹徒的名字侯友宜永遠也不會忘記,因為他就叫「張正義」。

辦過這麼多出生入死的案子,經常面對的狀態是「該死的沒死,不該死的卻死了,」侯友宜說,有時,前一天還在跟你泡茶、吃飯的傢伙,第二天就被幹掉了。面對五光十色的繁華,看慣人間世俗的無常,尤其三代單傳的兒子,也在民國八十一年間,健康幼稚園娃娃車燒車事件中被燒死,從辦案人變成「被害人」,侯友宜更能感受到受害者椎心刺骨的痛。

「警察是『天公仔子』(老天爺疼惜的孩子),」侯友宜說,「面對人世間的不公不義,有沒有能力超越?」侯友宜替警察同仁,也替自己問。

侯友宜說,他常想起剛從警大畢業那幾年,正邪兩立、嫉惡如仇,經常褲袋裡插上警槍,帶著兩個刑警,就外出辦案了。

「那時的我,劍磨得尖尖的,誰敢來挑戰,我必迎頭痛擊,」他說。三十年後,侯友宜還是強悍,但帶著感性。「除了斷劍以賽亞,我還鍾愛斬妖除魔的中國民俗人物鍾馗,」侯友宜指著辦公室進門的鍾馗水墨畫像說,「你看,他也是劍鞘出一半的。」

燈光映在侯友宜辦公室的寶劍上,斷劍變犁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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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警察都崇拜義薄雲天的關公,侯友宜也不例外。(邱瑞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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